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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九年，i方的战争久未平息，一些急递的前线军 情奏报常常给紫禁城带来阵阵的惊恐，气氛沉闷。十二月 二十四日凌晨，冒着酷寒，掌管内三院的皇叔父郑亲王济 尔哈朗和内大臣数人被召匆匆入宫接旨，又引起了太监和 内廷苏拉们窃窃私语和不安。
辰刻，郑亲王和诸要臣起毕退T，传上谕，竟是为了 一个京师的盗贼，“朕命郑亲王及多尔机昂邦、内院刑部 大臣公同鞫问”。清定都北京以来，捉捕、审理京城内贼 盗，本应是巡城御史或顺天府尹之职，至多由九门提督步 军统领出面。这次惊动天颜下谕，由多尔衮死后权势集于 一身的郑亲王亲自主审，自然又勾起了朝野的好奇和关 注。
审理结果，查得为首的盗贼头目混名“黄膘李三”，本 名李应试，原是明朝重犯，漏网出押，盘踞北京数十年， “远近震慑，官吏莫之敢问谁何者”。李三专门豢养强盗， 勾结奸枭，交结官府，役使衙蠹，竟在崇文门税关外，私 设关卡。凡南来货物，先扣取其驮担银钱，作为私税。然 后货主再去缴纳国课。京师前三门一带铺户商行，如有敢
不投靠他全下，输纳常规，轻则生意做不成，重则破产人 亡。反之，直省数千里内，如有经商行旅，得到他一纸图 记文书，或一物标志，直呼黄膘李三姓氏，则可畅行无 阻。“民人咸称为李三太爷”。（《明清史料》丙编）更有甚 者，黄膘李三在外城住处，建造了大批房屋，修饰整齐， 分照朝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建制，列为六部 房。某部人来，或“外来人有事某部，即投某部房内”。 (周寿昌《思益堂日札》)凡强盗土贼一投名通财，虽真犯 可免，不输纳者，即为良民也诬扳可毙。（《明清史料》丙 编）
另一名盗贼头目混名潘习之，本名潘文学，原是一个 马贩，为北方盗贼潜通眼线作案起家，渐成一霸。他挑选 膘健马匹，散放于直省各处店户喂养，接济南北远近盗 贼，“每次多或一二百匹头，少或数十匹头”。群盗得骑， 如虎生翼，而潘文学也“借寇贼以骑兵”，与黄膘李三“交 通书信，南北通联，仕客往来，车马拥道”，还使其子“滥 中武举”，“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缪荃荪《艺 风堂杂钞》) •
两名盗贼横行京师多年，却不见有司法官员过问。相 反，文武官员多有与其投刺会饮者，“衙螽皆为之颐使”， “明作威福，暗操生杀，所喜者，即有邪党代为市恩，所 憎者即有凶徒力为倾害”。兵科给事中李运长，身为纠肃 法纪之官，却与李三之侄李天凤联宗，认为兄弟，即认李 三为叔父。他利用职权，将李天凤之子李蓁冒作己子，送 往国子监充监生。及李三被擒，李运长仍以为不日即可复 出。不作举首，藏匿李天凤之子，希图幸免。（《清世祖实录》卷70)司法之官尚与其沆灌一气，百姓人人饮恨， 敢怒而不敢言。李三的恶侄杀人，死者之家也不敢申诉。 这次李三因别项细事案发入狱，审出诸罪，首告之人亲见 其被锁拿，“犹恐其不即正刑，尚顾忌无敢指证”。
以上案情，经郑亲王与内大臣再三鞫问，二犯输服无 同，遂有旨将黄膘李三、潘文学及其子侄俱行枭斩；其它 爪牙帮凶高思敬、高三、王国祯、顾麟、槐启樟、李之 栋、李东明、刘文登等一并正法。给事屮李运长及李桊皆 伏诛。顺治皇帝还下谕百官：“自今以后，凡大奸大盗，各 衙门应缉捕者亟行缉捕，应参奏者，指名参奏，勿得徇 纵，以取罪戾。内外文武大小官员，除已往不究外，如再 有与奸盗往来者，事发，定行连坐，决不姑贷。”次日，乂 训饬都察院六科十四道：“尔等为朕耳目之官，凡官邪民蠹 皆得廉实纠发”，“李应试把持衙门，毒害小民，举国痛恨 入髓，尔等职居言路，何以默无一言！ ”（《清世祖实录》 卷70)
黄膘李三和潘文学已枭斩，但事情并未了结。不久， 主审的郑亲王济尔哈朗上奏：李应试一案奉旨发审时，汉 大学士陈之遴、宁完我、陈名夏等默无一语。郑亲王诘问 其故，陈之遴回答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如果不将 其正法，我等必受陷害。”为此，郑亲王请治陈之遴等人只 重身家性命之罪。其实，顺治皇帝早已暗自疑惑，为何一 个巨盗横行京师，竟无人敢过问？
顺治十年正月十四日，顺治皇帝召问大学士陈之遴： “黄膘李三，一小民耳，廷臣畏惮不敢举发，其何故也？” 陈之遴等回奏：如皇上将其正法，诚善；如果免其死，“则讦奏之人必隐受其害，是以畏而不敢言耳”。顺治怒斥 道：“身为大臣，见此巨恶不以奏闻，乃瞻顾利害，岂忠臣 耶!”陈之遴嗫嚅不敢答。
正月三十日，顺治皇帝御太和殿，又召大学士陈名夏 问其故。陈答云：“李三虽恶，一御史足以治之。臣等叨为 朝廷大臣，发奸摘伏，非臣所司，a李三通线索，言出祸 随，顾惜身家，亦人之恒情。”并告罪：今皇上“满汉一 体”，以后诸臣“必同心报国，不复有所顾惜矣”。顺治帝 又问：“李三，孑然小民，何以官民皆惮之?”陈名夏奏答： “李三诚非大害，官民果实畏之”。因为京城五方杂处，如 李三者尚不乏人，“今日一李三正法，明日又一李三出 矣”，“其要莫如拔本寒源，令人皆凛凛不敢效尤，彼李三 何足论也”!虽然陈名夏对李三如何能陷害大学士，乂应如 何拔本塞源，讲得很含混，但顺治皇帝却似乎明白了，不 再追问。谕曰：“李三一小人，勿谓朕屡言及之。朕之所以 屡言者，欲诸臣改心易虑，有所见闻，即行陈奏珲。”并声 明；“朕自今以后，不复更言李三矣（《清世祖实录》卷 71)
这-•番君e问答，仍没有道出黄膘李三猖狂的真情， 但回溯清初动荡的社会，朝廷制订的逃人、投充等严酷法 规，动辄诬控某人某官窝藏逃人，迫使官员就范。而主审 黄膘李三一案的郑亲王济尔哈朗，正是逃人法的顽固推行-者，曾多次将反对逃人法的汉官治罪。在这种情况下，陈 之遴等汉大学士自然难于言明真情，只好默不作声。
处在清初民族矛盾尖锐的涡流之中，顺治皇帝不愿也 不能取消逃人法，主张取消投充法的汉官王永吉遭流戍。
所以，这种“大学士害怕盗贼”的怪诞现象-直延续到康熙 亲政，取消逃人法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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