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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否杀了少正卯
孔子，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提出了一整套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他的“仁、义、礼、智、信”规范了做人的基本准则。但是，在诸侯争霸，社会动乱的春秋时代，孔子的“仁政”学说显得苍白无力，其政治主张不断碰壁，难以施展政治抱负。孔子五十一岁时，始任鲁国中都宰，后升迁为大司寇。齐、鲁夹谷盟约，孔子被鲁定公指定为相礼，即鲁摄相。可是，孔子任摄相仅七日，便诛杀鲁大夫少正卯，人们都万分惊讶。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
我们来看《荀子·宥坐》的记载：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逼问曰： “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
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而有之。
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
孔子杀少正卯，是因为此人品行恶劣，邪言惑众，有危害国家安全的预谋，因此诛之。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大司寇行摄相事，诛鲁大夫敌政者少正卯。尽管一些史书沿袭此种说法，然而，仍旧有许多人对此疑问重重。
孔子一生主张“仁”，宣扬“仁爱，爱人”，怎会采取极端作法，诛杀同僚呢？当初，季康子向孔子问政时说：“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回答道： “子为政，焉用杀？”可见，孔子是反对杀人的。他摄相仅七天，怎会大开杀戒呢？
再有，如果孔子真杀了少正卯，为何《论语》不载，子思、孟子不言呢？《论语》是孔子门人及再传弟子专门辑录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书卷，杀少正卯这么大的事情，为何只字不提？子思、孟子的著作《中庸》、《孟子》都未提及此事，与孔子隔了两百多年的荀子却有声有色地记载了此事，有什么根据呢？是否道听途说？
史载，鲁定公与齐景公夹谷会盟时，孔子任司寇。鲁定公知孔子懂礼法，所以越级任命他为相礼，负责会盟时礼仪主持称为“摄相”。孔子的职责是礼相，没有权利杀鲁大夫，他又怎会诛杀少正卯呢？
有反对此种意见的，也是以夹谷会盟为例。当时齐、鲁会盟，齐由晏婴作相礼，鲁由孔丘作相礼。两国签署盟约后，齐国歌舞乐队进行表演。齐国安排西夷人表演野蛮的舞蹈，被孔子制止。齐国又挑侏儒来唱描写鲁国文姜淫乱的诗，羞辱鲁国。孔子怒喝道，“匹夫羞辱诸侯，其罪当斩!请齐君下令，齐司马执法!”齐国没有任何表示，唱小曲的小丑仍旧在嘲笑鲁国。孔子急中生智，高喊道： “齐鲁既已通好，订立盟约，就如兄弟一般，鲁司马执法与齐司马执法都一样!”孔子命令鲁司马申句须上前执法，杀掉男女侏儒领班。再也没人敢唱污秽小曲儿了，连齐景公也被吓得目瞪口呆。孔子的坚决果敢维护了鲁国的尊严。为了鲁国的国家声誉，孔子当机立断斩杀齐国侏儒，没有辱没作为摄相的使命。孔子也因此受到鲁国百姓的尊重。
至于少正卯，五恶兼有，小人桀雄。如果听凭他聚众滋事，发展反对势力对抗国君，鲁国的祸患就大了。在紧急时刻，孔子果断地除掉这个恶人，维护鲁国的稳定安全，也是可以理解的。除恶便是扬善，诛杀坏人就是保护好人，这与孔子的“仁爱”观点并不矛盾。孔子杀死少正卯，确实有这种可能。
孔子是否诛杀少正卯？各说各的理，听起来也都有道理，事实真相又是怎样的呢？只有等待以后揭晓了。
孔子诛少正卯事件文献纪录
注意：此处仅列叙述事件本身之文献，有关辨别事件真伪、引述或评论，请参照专门项次。
《尹文子·大道下》[2]与《荀子·宥坐篇》[3]的内容极为相似，仅少许文字有异，大意为：孔子为鲁国司寇摄行相事，听朝七天而诛杀了少正卯。门弟子就向孔子进言问说：“少正卯是鲁国有名的闻人，夫子你治政就先诛杀他，难道没有失措吗？”孔子说：“坐下来，我同你说明它的缘故。人有恶行五种，盗窃还不算数；一是心通达于事而凶险，二是行为邪僻而坚持顽固，三是言词伪诈而巧辩，四是所记都是怪异之事而又博，五是顺其非而为之解释，这五种，有一种就不能免于被君子所诛杀，而少正卯五种兼而有之；所以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伪饰邪恶蛊惑大众，刚愎足以反非为是而人不能倾移，这是小人之中的杰雄，不可以不诛杀。因此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止，周公诛杀管叔，姜太公诛杀华仕，管仲诛杀付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都是不同时而邪心相同，不可以不诛杀。诗经里说：‘忧心悄悄然，为群小所怒。’小人成群，那就足以令人忧虑了。”
《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少正卯在此为“鲁大夫乱政者”，并无“五恶”之说。
《孔子家语·始诛第二》[4]记载，在荀子的说法之外，进一步指出“门人”是子贡，诛杀地点明确记载为“两观之下”，甚至“尸于朝”，叙事趋于完整：孔子升为鲁国的大司寇，并兼国相的职位......于是孔子开始执政，才七天就诛杀了大夫少正卯，并下令曝尸三天。子贡问孔子：“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而您刚执政就下列诛杀，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孔子说：“坐下，我告诉你，天下有五种比窃盗杀人还严重的罪恶：第一是内心险恶却深藏不露；第二是行为乖张而意志坚定；第三是言论偏颇却辩才无碍；第四是认知邪恶而学识广博；第五是对作恶的人广施恩泽。这五大罪恶只要具备其中任何一样，都应该诛杀，更何况少正卯是五种都有，少正卯以邪恶的言论蛊惑大众，聚集各方罪恶的事例为他私人所用，是标准的奸雄，如果不早日除去，将会成为鲁国的大患。以前商汤诛杀尹谐，周文王诛杀潘止，周公诛杀管叔，姜太公诛杀华仕，管仲诛杀付里乙，子产诛杀邓析史付，这七个人，都是不同时而邪心相同，不可以不诛杀。诗经里说：‘忧心悄悄然，为群小所怒。’小人成群，那就足以令人忧虑了。”《孔子家语》具体说明案发地点在“两观之下”，甚至曝尸于朝，并且将事发后向孔子询问动机的“门人”指出为子贡。
《说苑·指武》[5]记载：孔子任鲁国司寇才七天，便在东观之下杀了少正卯。孔子的学生得知后，都赶到孔子那里，口里不问，心里的疑惑却是共有的。子贡后来才到，大步向前问到：“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先生您刚刚执政，为什么要先杀他？”孔子说：“赐啊！这不是你能理解的。行王道之人要杀的恶人有五种，而抢劫盗窃不在其中：一是明知是非却居心险恶，二是言语虚假而善于巧辩，三是行为邪僻而顽固不画，四是专记丑陋之事而且记得很多，五是跟着做坏事并为之鼓吹。这五种人，都有明智通达的名声，但不是真的。假如让他们行诡诈，他们的智慧完全可以迷惑人心，他们的力量可以独立于世，这是坏人中的雄杰，不能不诛杀。凡是犯有五种罪刑之一的人都难免被杀，现在少正卯兼而有之，所以先杀他。从前，商汤杀蠋沐，姜太公杀潘阯，管仲杀史付里，子产杀邓析。这五位圣贤，未尝不杀人，他们所杀的，并不是白天公开抢劫，晚上穿墙偷盗之人，而是一些能颠覆国家的家伙。我们这么做，本来就会被君子猜疑，被愚人误解。《诗经》说：“内心十分忧愁，对众小人十分恼怒。”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说苑》《孔子家语》之后，进一步将“两观之下”益加精准地指出为“东观之下”。
《论衡·讲瑞篇第五十》[6]记载：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孔子的门徒三次满堂，三次跑光。只有颜渊不离开孔子，唯独颜渊知道孔子是位圣人。弟子们离开孔子归附少正卯，说明他们不仅不能识别孔子是位圣人，同时也不能识别少正卯的邪佞，弟子们都糊涂了。子贡说：“少正卯，是鲁国有名望的人，您执政以后，为什么首先要杀他呢？”孔子说：“端木赐，你走开吧，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事。”
真伪判断
主张孔子未杀少正卯的判定依据
文献角度
南宋朱熹首先对孔子诛少正卯一事的真实性提出质疑[7]，孔子诛少正卯一事首见《荀子·宥坐篇》及《尹文子·大道下》，荀子生于前313年，尹文生于前360年，孔子逝于前479年，均生于孔子往生后百余年，其间陆续完书的《庄子》、《国语》、《左传》等非儒家著作也未见记载此事，荀子与尹文从何得知？少正卯为鲁之闻人，于学术荟萃的鲁国讲学，尚能与孔子分庭抗礼，且使孔门弟子除颜渊外均曾数度转投少正卯，达“三盈三虚”之谱，可见得在当世学术影响力之大，然而为何此人无一著作遗世，甚至没有任何诸子百家著作引述或编造少正卯的言论思想？倘若少正卯在鲁国权倾朝野，致能“乱政”，《国语》、《左传》焉有不载？
《荀子》书中《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等篇章，经西汉末年刘向校定，可能出自荀子弟子或后人之手，《尹文子》与《孔子家语》也被认为是伪书，或许多章节为后人补述，况且诸子百家之著作多为寓言故事，作者虽非恶意捏造，却极可能假孔子之言述己之意，加以著作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区隔长达约两个世纪，作为历史材料价值自然极为有限，假使孔子诛少正卯一事为真，其理由未必真是《荀子·宥坐篇》所言之“五恶”，就如同宥坐篇另有一则记载陈蔡之围之文章，孔子被困于陈蔡之间一事属实，却未必代表孔子曾以晋文公、越王勾践、齐桓公等人自谓一般。
论语完全未记载有关少正卯事件的只字片语，除了未说明少正卯之诛的事件本身外，也完全未提及此人的存在，更无有关其学说的抨击言论（如孟子对杨墨之道的批判），而孔门弟子大规模“叛离师门”致孔门“三盈三虚”，对其讲学事业理当是重大冲击事件，事后却没有任何弟子提及过往出走的纪录，显然于理不合。论语编辑者对孔子曾有意投靠据费邑（今山东费县）反叛的公山不狃，与在卫国为了获得重用而走后门拜访南子等“丑事”均不避讳，没有理由单独隐瞒此事。
体制角度
少正是王室的一种官职，乃是正的副手，他的名是卯。也可能是另一种情况，少正卯并不是任职少正，而是他的先祖曾任少正之职，遂以此为姓。即便如此，按照当时封建的传统，他也算世卿之后，同样不是任何人可以随便处置的[8]，春秋时代诸侯欲诛杀大夫尚且不易，何况大夫诛杀大夫？且一般认为儒家文化有“刑不上大夫”的思想，孔子对一同为大夫的贵族施以极刑竟如此果断，显有违封建礼俗，除非“诛”作“贬损、斥责”解，才可能是两者符合身份关系的行为。
从孔子的身份来看，早期文献说孔子为“司寇”后来说是“大司寇”，进而成为“摄鲁相”，即代理鲁相，最后扶正成为“鲁相”，后世往往以为此“相”如同后世的“丞相”一般位高权重，实际上这是战国时代晚期产物，春秋时代的“相”只是礼仪活动的赞仪人，不可能拥有司法权。再从“司寇”一职而言，也并非后世的刑部尚书、司法院长，而是类似治安官一类的角色，不可能有权力处置一个大夫，只是后世儒者幻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像孔子一般，掌握权力后消灭自己划定的异端，从而争相传诵此事[8]。
按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注:“少正﹐郑卿官也。”正义:“十九年传云﹐立子产为卿﹐知少正是郑之卿官名也。春秋之时﹐官名变改﹐周礼无此名也。”按少正的官名﹐不仅为周礼所无﹐且除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此一记载外﹐亦为先秦其他典籍所未见。在与鲁有关的文献中﹐更找不出有少正官名的痕迹。所以杜注认为是“郑卿官”﹐意思是这只算郑国官制中的特称﹐这是他的谨慎。假使鲁国也有此卿官的名称﹐则春秋尚是“世卿”的时代﹐不仅孔子无权专杀﹐且在少正卯以前及其以后﹐何以无此一世卿谱系的痕迹。所以捏造此一故事的人﹐已经远离世卿时代﹐故在人名的本身﹐不觉留下了这样一个大漏洞。[9]
思想角度
此事与孔子的思想观点相左，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便答：“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查孔子于前500年任大司寇、摄相事，前497年开始周游列国，季康子直到前492年才继位为鲁国季孙氏领袖，较可能发生前述对话的期间为前484年因冉有推荐邀孔子从卫返鲁之后，当时诛少正卯之事应早已发生，季康子却不援引反诘，孔子亦未刻意强调季康子所谓的“杀”，与当年对少正卯的“诛”之间的差异。
《荀子·王制》有“元恶不待教而诛”的说法，与此事件所欲表达的概念不谋而合，荀子极可能假借孔子之口述己之意。后来经过法家思想﹐专制政治﹐长期酝酿后﹐对其正式出现时期的合理推测﹐当在秦统一天下之后﹐或可视作为实行焚书坑儒所准备的谣言政势之一。[9]
主张孔子曾杀少正卯的判定依据
文献角度
孔子诛少正卯之事，被多份文献证实，其中不乏尊孔的著作，尤其荀子为儒家学术代表，司马迁对孔子推崇备至，二人断无栽赃孔子的动机。至于事件发生与荀子著书长达200年的时间无其他著作提及此事，可能是战乱期间残篇亡佚，或秦始皇焚书坑儒所致文献被损毁，后世不可能看到先秦诸子百家全部著作，倘若仅以记载时间过晚而全盘否认事件真伪的话，叙述西周以前历史的一切文献纪录都可以用同样的理由加以否定。
体制角度
孔子既摄鲁相，以少正卯从未出现在任何历史事件而言（即使根据荀子之说，具有庞大的社会影响力），可能为相对基层且无深厚实力或靠山的贵族，孔子诛少正卯乃上杀下，自然是可能的行为。
思想角度
有关孔子不喜杀人之谓，于鲁定公十年（前500年）鲁国、齐国夹谷（今山东莱芜）会盟时，齐景公安排倡优和侏儒，对鲁定公耍戏逗乐，作为对鲁定公的示威与羞辱，孔子厉声斥责道：“匹夫而故意惑乱诸侯，其罪当诛。请命主事官员依法行事！”齐国的官员只得依法行刑，将他们处以腰斩。然而，面对敌国对本国国君的羞辱，不同于面对本国的人民教化，是以当时孔子未采用自己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子为政，焉用杀”的做法，也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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