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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二月初十这一天，驻守在 紫禁城西北角（北长街北口一带）一个堆拨（满语，即哨 所）里的护军哨兵，沿着筒子河边巡逻。冰封了一冬的筒 子河刚刚解冻，早春的水面，平静如镜，因此，漂在河面 上的一具浮尸也就格外显眼了。
哨兵发现浮尸以后，立即报告给值班的护军章京，章 京乂回奏给在景运门当班的护军统领崇信（礼烈亲王代善 七世孙），最后又惊动了皇室的大管家一总管内务府大 臣们。于是，内务府慎刑司的官员们迅速出动，会同护军 人等，七手八脚将浮尸打捞上岸。
死者是一青年男性，从尸身悬挂的腰牌（出入紫禁城 的通行证）上得知，此人系造办处的绣匠常德。经刑部传 来的仵作（验尸员）检验尸身，从头到脚均未发现伤痕， 因而得出了“溺毙属实”的结论。不过他到底是失足落水？ 还是被谋杀者推入水中？或是投河自尽？尚不得而知。
现场得到的另-线索，是从尸身上找到一张当票。经 派人去当铺核查，所当者系官绒一包（官用刺绣绒线）。
由于死者是造办处的绣匠，又死在紫禁城筒子河中，此案照例由内务府慎刑司审理。于是慎刑司将死者之父得 受，以及造办处绣作头目田保住、催长常住、领催泰山保 等人，一一传缉到案，经“逐一严加究讯”后，有关绣匠常 德之死的种种内情，遂逐渐了然。
原来，得受、常德父子皆属内务府包衣管领下，分别 在绦儿作、绣作充当绣匠。绣作共有绣匠二十四人，承担 一应内用绣工活计，由于“活限甚紧”，故一向“分散各 匠，按限成做”。至常德其人，原即经常“做工迟误”，本 年十一月初七、初八两日，常德所派活计又未如期完成，
至九日晨，常德即“乘间外出，至晚尚未进作”。催长常住 曾派绣匠头保住至其家查问，其父未见常德返家，无 以答对，遂“诡称患病在家”，愈后即归。后又屡次传唤， 得受皆称尚未痊愈。虽有人疑心常德外逃，但未想到他会 投河自尽。那知失踪三月，竟一直在冰水中浸埋。为此，
主审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常德素日猾懒，兼之所领官物 私行当用，该作催迫甚紧，常德一时情急轻生，似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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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被迫投河自尽一案，本算不得什么稀奇事件。处 于最底层的宫中奴仆一宫女、太监、苏拉、匠役们，当 他们被逼得走头无路时，胆子大的外逃了，胆子小的总不 ， 外是投河、跳井、悬梁自尽。再者，造办处的匠人本来就 是皇上家的包衣世仆，远比不上那些大人们豢养的猫儿狗 儿，—旦轻生自尽，也不过如碾死个臭虫--般而已。但此 等人竟敢遗尸于禁城重地，既脏了皇上家的御河水，又为 大内添了几分晦气，更属可恶之极。然而死者既已咽气， 就只有就死者的亲属和该管官员们从重责罚，以示警告.
如此这般，内务府在上报皇帝的奏折中，就把一大批 有关人员都牵连了进去。首先是常德之父得受与绣匠头目 田保住，分别以“明知其子当差猾懒，不行管教”及“既知 常德素日猾懒……乃欺于徇隐，至活计迟误始行连次催 逼，以致常德在紫禁城内投河自弊”，应将二人“发往打牲 乌拉充当苦差”。而主管绣作的催长常住与兼管绣作的库 掌舒明阿，皆分别处以“革职留任”及“从重降一级留任”。 主管造办处的郎中永德、佛宁、福克精额“均照失察律罚 俸一年”。至于以质郡王氷瑢为首的，包括福隆安、英 廉、德保、和珅、金简等总管内务府大臣，以及常德所属 之旗管领等人，均被处罚俸三个月至一年不等。而紫禁城 的护军统领、章京人等，也以“管束未周”交发兵部“分别 议处”。
内务府的奏折上报以后，乾隆皇帝批以“依议”二字， 遂将此一公案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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