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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犀牛在中国古代绝迹之谜
犀牛是一种热带动物，今天在我国绝大部分巳经绝迹，而考察中国古代浩瀚的历史文献和丰富的出土文物，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是产犀牛的。不仅产，而且数量还相当多；不仅华南产，在华北平原上犀牛还成群结对地出现过。和许多动物一样，犀牛最终还是没有逃脱灭绝的命运。探究犀牛在中国古代绝迹的历史之谜，对我们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的人来说也是一次很大的启发。
中国古代新石器时代就巳经有犀牛的存在，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已经多次发现犀牛的骨头。河南安阳商代殷墟中也曾出土过一个大兽头骨，上面刻的文字表明这是一头犀牛的头骨。商代的甲骨文中常出现殷王猎犀牛的记载，猎犀在殷及西周是田猎中的一个盛大举动，君主在猎犀之前都要动用龟甲求兆。商周时期社会上流行用龟甲占卜的习俗，任何一次重人的行动之前，贵族们都要用火烧甲骨，甲骨受热出现裂纹，人们根据裂纹的形状和位置来判断吉凶，并把占卜的结果写在裂纹的四周。商代卜辞中记载商王捕猎犀牛，少则1头，多则6头，有一次竟然捕猎到71头，可见犀牛在当时的中原一带为数确实不少。
现在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还藏有一件用犀牛骨做成的匕，匕是中国古代一种进食的工具，相当于现在的餐匙，上面刻的文字表明这件骨匕就是用国君捕猎赏赐的犀牛骨做成的，受赐人备感荣耀用作纪念。因为商周人经常能看到犀牛这种动物，而且其形状又很独特，所以犀牛也成为他们艺术创作中一个很好的素材，商代的工艺品中一再出现犀牛的形像。商代人嗜酒，制作了很多造型精美的酒器，其中就有一件以犀牛为造型的盛酒器，出土于山东省寿张县。这是一件典型的苏门犀的形象，鼻角、额角、耸立的耳朵、下垂的尖尖的上唇，以至于三趾的足，都铸造得很写实，说明当时的铸工对这种动物是很熟悉的。
商周时期，我国不但产犀牛，而且还将犀角和犀革利用了起来。用犀角做成了一种饮酒器，叫做兕觥，兕觥一次可容5升的酒。除了用犀角做觥外，犀牛最主要的用途是用它的革制甲，在铁甲兴盛以前，犀甲是春秋、战国时各国武士所羡慕的装备。史书记载越王夫差成千上万的兵I:都身穿犀甲作战。在兵戈扰攘的战国时代，对犀甲的耑求呈的增加，迫使人们对犀牛进行长期的滥肆捕杀，就使这种生殖率很低的野生动物在我国、特别是在北方一带，数景急剧下降。
陕西关中一带，最迟到西汉晚期犀牛巳经绝迹。汉平帝时王莽辅政，为了炫耀“国威”，曾赠给位于苏门答腊西北部的黄支国国王大景财物，让他向汉朝皇帝奉献犀牛。苏n咎腊正是苏门犀的故乡。原来在中原一带常见的苏门犀却要用重金从国外进口，可见这种犀牛在中原一带已经绝迹。大约自汉代开始，自海外经广州进口犀产品的通商路线巳经开拓出来。
唐代时，华南偏远的山区仍有野生犀牛存在，他们还可以向朝廷贡纳犀牛。而在中原一带已很少看到野生犀牛的踪迹。京畿苑囿中偶尔豢养的个别犀牛也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些来自热带、亚热带的犀牛与原来本地的犀牛品种不同，它们往往适应不了中原的水土气候，常常出现冻死的情况。
外国人奉献犀牛在当时也是一件大事，唐高祖李渊的献陵就有一个用石头雕刻的犀牛形像，是为了纪念外国献犀而专门制作的。当时的铸工因为没有犀牛素材，制作的工艺品中出现的犀牛经常被描绘得走了样，或把犀牛的额角搬到头顶上去，或把犀牛的体型刻画得不伦不类。因为犀牛很罕见，犀角也更显得珍贵，在人们心目中，犀角已成为一种具有神奇功能的东西，有所谓的“却尘犀”、“辟水犀”、“辟暑犀”、“夜明犀”和“辟寒犀”，把犀角说得神乎其神。正是因为犀角的稀少和传说中的神奇，促使唐代形成了一种用犀角做腰带装饰品的时尚。官吏争相佩带有犀角装饰的腰带，而且根据官位的高低，所佩带犀角的品种也有差别，佩带一条高级犀带是一种身份的标志。其中价值最高的是通天犀，这种犀角中心有一条贯穿上下两端的白线，据说能出气通天，因而价值上万。追求犀带的时尚一直持续了将近300年，这是我国古代犀牛生存历史上的第
自宋代开始，在中国人的眼中，犀牛巳成为一种神物，有人称之为“异兽”，还有人把它和中国传统的辟邪神物麒麟和天禄联系起来，认为它是水牛和蚊龙的混血儿。明代武官补服上的犀牛形像更是滑稽得可笑，像一只飞奔的羊或鹿，于谦在开封所铸著名的镇河铁犀牛形像，像一长角的水牛，同生物界的犀牛相去很远。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很好的生活素材，当然就不可能创造出栩栩如生的作品，这就是唐代以后的匠师的犀牛形像塑造远不如前辈的根本原因。
综观犀牛在我国由盛到衰，最后直到灭绝的历史，可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节制的猎捕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是使犀牛走上灭绝的根本原因，我们现代人也应该吸取这个历史教训，不然儿十年、儿百年或儿千年以后，生活在我们周围的某些动物对我们的后代来说，也会成为一种他们再也见不到的“神物”或“怪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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