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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会晤菩提达摩之谜
南朝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著名好佛的帝王，是中国古代皇帝中惟一的在位和尚皇帝。他定佛教为国教。
为了便于祭拜佛祖，他下令于宫城附近修筑金碧辉煌的同泰寺，寺内供奉莲座，宝相巍中，殿宇弘敞。在位四十八年间，全国各地兴建寺院不计其数，佛教信徒遍布天下。他笃信佛教简直达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程度，他不但自己是一位虔诚而狂热的佛教徒；还曾下令太子王公以下拜俗僧慧约为师，朝臣权贵受戒者达五万人之多，他一生中曾三次舍身到同泰寺。自加苦行，舍身为奴，群臣以四万亿钱将他赎出。他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听高僧讲经，亲自抄写经文，并广交名僧讲经论道。皇帝如此好佛，自然引来数不清的僧友。南印度僧人菩提达摩，也不远万里慕名而来。
菩提达摩就是达摩，本名菩提多罗。他出身于婆罗门种姓， 出家后倾心钻研大乘佛教， 创立了一套参悟的禅法———“达摩禅学”。
据古籍记载，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元年由海路乘船到了广州，梁武帝听说有远方高僧到来，立即命令地方官吏将其护送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于内殿亲自召见，谈论佛理。
梁武帝问：“朕自从即位以来，造寺写经度僧不可计数，这能算得有功德么？”
达摩直言相答：“并无功德。”
梁武帝又问：“为什么无功德呢？”
达摩解释道：“你这不过是人天小果，如影随形，虽有非实，不是真功德。”
达摩认为，佛家之旨在心不在口，再好经论，也称不上佛家上乘。只要人能明心见性，自然能够成佛，并不在明白经文多少。他认为，梁武帝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凡夫世俗之心，满脑子都是想立功德的欲望，就如同心中有了漏洞，本来有的功德也会失去。
但是，梁武帝并不醒悟，又接着问“什么是真功德”，“什么是圣谛第一义”，“和我应对的是谁”等等问题，达摩见话不投机，只说了三个字“不知道”即告辞出来，两人不欢而散。事后，梁武帝悔恨当初未悟达摩直示心印，在《菩提达摩大师碑》上，表露了这种因语不投机而失之交臂的怨悔心情。碑文首句叹云：“嗟夫!见之不见，逢之不逢，遇之不遇。今之古之，怨之恨之??”
后来，达摩辗转到了北魏，在嵩山少林寺长住下来，发奋攻研佛学传经授徒，并面壁九年静修大乘禅法。他的禅法经弟子们继承、传衍，逐渐形成了东土禅宗的祖宗，达摩因而被尊奉为中国禅宗第一世祖。
但是，因为后世之人对达摩生平缺乏记载，再加上禅宗内部派系纷争，对达摩事迹多有渲染、杜撰之章，因此，梁武帝是否会晤过达摩，就引起了诸多学者的争议。
以胡适为一派的学者认为，历史上并无此事。这次晤谈的文字“全是后人伪造出来的”，是“无稽的神话”。他们从对一些古籍的分析入手，从时间上推算，达摩与梁武帝根本不可能会晤。他们据唐初道宣撰的《续高僧传》中所说，达摩初达宋境南越一语考证，认为指的是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中的刘宋之朝，而达摩来华最迟在刘宋之朝灭亡(479)以前。经过推算，达摩约于公元470年左右来华，而此时梁朝还未建立，何谈会晤？又据《洛阳伽蓝记校注》卷一所载，达摩曾在公元520年在洛阳瞻仰了华丽壮观的永宁寺，以此否定了达摩于公元526年来华的观点。
冯友兰等学者则认为，“初达宋境南越”中的“宋境南越”，泛指中国南方，不是时间概念，而是地域概念，所以，并非指达摩是刘宋期间来华。而洛阳永宁寺在公元526年被大风刮落宝瓶后，立即被修复，全盛时期延续到公元534年才真正结束，那么，达摩在公元526年谒寺是完全有可能的。又据《续高僧传释慧可传》和《楞伽师资记》载，慧可在四十岁时在嵩山见到了达摩，拜达摩为师，这一年经推算应在公元526年前后，从时间上、路线上看，达摩会见梁武帝是完全可能的。
还有一派学者，如任继愈、黄心川、林子青等人表示，上述两种说法各有道理，都有可能。看来，梁武帝会晤菩提达摩倒成了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桩疑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