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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高考”由来之谜
在中国古代，国家任用宮吏多是依人举荐，但这种方式未免狭隘，可能会有更多的能人才俊因朝中无人而无缘为官，后来，为了发现并任用人才，创立了一种类似今天学生高考的考试制度，这便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一经创立，便成为政府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也成了有志人才飞黄腾达的契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科举制度不断完善，直至淸朝光绪皇帝下谕停止所有乡试，科举制度才被废弃。
那么，科举制度是如何创立的呢？一种说法是，科举制度的雏形是起于隋文帝执政时期（581)以后，当时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初试科举，隋炀帝即位（604)后，确立了科举制，设进士科，并下诏按十科举人。在《旧唐书•杨绾传》中，曾记载着礼部侍郎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言：“进士科起于隋大业中，炀帝始置时士之科，当时就试策而已。”
但是，由于在《隋书》、《资治通鉴》等书中，在说到隋大业二年时，并没有设置进士科的记载，所以，也有一些史学家认为，科举制度兴起于唐。比如唐武宗时宰相李德裕就说过:“李唐御统，艰阙制度，立进士之科，正名也；行辞赋之选，从时也。”当代的史学家范文斓先生对此也有研究，他也认为进士科是始于隋大业年所创：“607年，隋炀帝定十科举人,其中有‘文才秀美’一科，当即进1:科。隋炀帝本人是个文学家，创立进士科，以考试诗赋为主，是不足为奇的。这是科举(主要是进个科）制度的开始。”
科举制度在唐代继续实行并得到很大发展。唐代的科举分为常科和制科。
常科包括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秀才为最高科等，所试方略策，要求应举者熟悉经史，精通经世治国的方略。这对于缺少经史知识、醉心词华的唐初士子来说，是很难达到的，因此他们往往不敢投考秀才科。明经主要考两部儒家经典，唐初，明经是按照经的章疏试探，这使许多举子不读正经，只是把与对策有关的章疏义条抄录下来进行背诵，高宗调露二年（680)开始加试帖经，即取经书中的一行，把其中几个字蒙住，让考试者填充。这样儒家经典的背诵就成为明经录取的先决条件，这样一来，应举明经者死记硬背，不求义理的情况更为严重。进1:在唐初考试时务策五道。当时衡量策文的标准是看词华。进士科主要走文学取士的道路，成为选拔政治人才的主要来源。明法科试律、令各一部。明书科试《说文》、《字林》，帖试、口试并通，然后试策，要求通训诂，兼会杂体。明算科考试以《九章算术》、《周髀算经》等十部算经为基础，要求明数造术，辨明术理。
常科的应举者主要是生徒和乡员。前者是国子监所统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的学生，以及在弘文馆、崇文馆学习的皇亲、亲贵子孙。后者是指不在馆学的举子，自己在州、县报名，经县、州逐级考试合格，由州府举送到尚书省参加常科考试，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创立武举，亦是常举，由兵部主持，主要是选拔一般武官，而不是选拔将帅之才。
制科是由皇帝临时确定科目下制举彳了的，名目很多。如局宗时先后有词赡文学科、词殚文律科、文学优赡科，武则天时先后有超拔群类、绝伦科，玄宗时有文史兼优、博学通艺以及武足安边、智谋将帅、军谋越众等科，但基本上没有重复的。科目的变化，反映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统治阶级对人才的不同要求。参加制考试者可以有出身、有官职，也可以既无出身，也无宮职，并且可以连续应举。制举是统治者收买人心的重要手段，它对于发现卓有才能的官吏，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科举录取人数的不断增加，科举出身者担任高级官吏的比重不断提高，唐朝的科举制度日益重要起来。唐初每年科举录取的人数很少，40年间才有290人，科举人仕者在官员中的比重很小，但从局宗时起，在局级官吏特别是宰相中的比例却在不断增加，到玄宗二十二年（734)前已经占三分之二，但以后这一情况一度发生逆转，直到宪宗（806—820)起，科举出身者才重新在宰相和其他髙级官吏中占据多数，并且稳定地持续下去，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高级宮吏由科举出身者担任这种格局的基础。
科举制度历经宋元明清各代，只在元代前期稍有中断。各朝统治者根据各自的政治要求改革科举制，使之日益复杂严密，在封建政治生活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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